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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待诏翰林及其影响考述

更新时间:2018-03-27 14:50:34
  内容提要 李白待诏翰林是其一生中的重要活动,本文从李白与天宝初政治、李白所学与所用、李白与酒的关系诸方面论述了李白在长安时的生存状态和失败原因,分析了待诏翰林失败对李白其后的生活、思想以及作品的格调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李白 待诏翰林 生存状态 影响

  李白由东鲁入长安,心情非常复杂,婚姻不幸、鲁文化的排斥等,使李白心情压抑,他急于要摆脱困境,经过多方游说,终于在玉真公主等人的推荐下兴高采烈地又一次进入了久已向往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但进入长安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美好如意。因为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未能有机会接触到上层社会,对李白影响不大。这次是玄宗诏征,不同寻常。但是,生活在长安这样的唐代上流社会环境中,对李白将是一次严峻考验。这里主要就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谈以下几点:

  (一)天宝初政治与李白被谗。李白入朝供奉翰林之时,李林甫为相。因此,李白在翰林受谤容易使人们想到李林甫的作用。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凡是稍有骨气的人都受到他的排斥和杀害。” ① 并举李适之、李邕之事作证明,但李适之、李邕事皆在李白出翰林之后。王运熙先生在《李白集校注》前言中指出:天宝元年,“玄宗征他到朝廷,命他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起草一些文件。李白开始心情非常兴奋,以为实现抱负的机会果然来到。然而,唐王朝的政治这时已日趋腐败,玄宗陶醉于过去的成绩和表面的升平,荒淫昏聩。‘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把持着政权,任人唯亲,打击异己,比较正直和有才能的人往往受到迫害。李白对这种现象表示痛恨和愤慨,同时,他那种蔑视权贵的大胆行为又深为当权派所憎恨,遭到了他们的谗毁,不久即被迫离开长安,结束了前后不满两年的帝京生活。李白这一次政治活动是失败了,但他对唐王朝统治阶层的腐朽黑暗却获得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② 。李白之进退与李林甫等有关,我以为这是一大误解。据《新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二年五月,黄门侍郎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元年八月壬辰,吏部尚书兼右相李林甫加尚书左仆射。《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李林甫为相,尤忌文学之士。但应当注意李林甫阴险奸诈,善于权术,他所谮之人都是他政治上的对手,如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李林甫所谮出为荆州长史,天宝五载李适之为李林甫所谮罢相守太子少保。如果说李林甫连李白这样的政治稚才也作为异己排斥,恐怕太小看了李林甫其人。与文学有关系的一件大事发生在天宝六载,《资治通鉴》载,天宝六载正月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李林甫命有司精加试练,使无一人及第,又上表贺野无遗贤。杜甫、元结皆在落选举子之中。在天宝五载前尚有政敌李适之牵制李林甫,李适之罢相后,李林甫引“但给唯诺”的陈希烈为相,大开杀戒,天宝五载七月至天宝六载正月六七个月间,被害者就有韦坚、皇甫惟明、杜有邻、李邕、裴敦复等。因此发生了天宝六载无一人及第的现象,更不足为奇了。天宝最初几年,李林甫还未敢肆无忌惮,朝廷文事亦盛,如天宝三载百官饯送贺知章归越,保存在《会稽掇英总集》卷二《送贺秘监归会稽序并诗》中自李适之、李林甫以下三十余人。顺便提及的是,此中并无李白,《李太白集》中《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是晚唐人的伪作③,而李白此时还在长安。再说如果李白被放逐是李林甫所为,李阳冰、魏颢序中应有所提及,李林甫后来臭名昭著,如李白被逐是李林甫所为,倒成了李白可骄傲的事件,李、魏序焉能不记。

  李白供奉翰林,为谁所谗?魏序写在李序之先,魏颢《李翰林集序》云:“白未绝笔,吾其再刊。”作序时在上元末,李序时在宝应元年十一月,两序相距约一年时间,魏序云:“以张谗逐。”李序云:“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张垍谗逐之说大有可疑,参见傅璇琮文 ④ ,甚至李白自己也不能准确知道,致使说法纷纭。我比较倾向“同列害能成谤”的说法,李白有《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诗,诗云:“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此诗写于供奉翰林之时。李白在京呈官员之作不多,直接说自己不遇的更少,只有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说出自己“屡贻褊促诮”的话,如果说讥诮李白的人不是翰林学士,他为何要呈集贤诸学士,而不直接呈翰林诸公。李白是写过一首赠翰林诸公的诗,那是在离开翰林之后,即《东武吟》(一作《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此诗可谓是对入京的小结,奇怪的是却一字未提“被谗”之类的话,这与他后来屡屡表述的被谗恩疏的观点大不一样,此诗题又作《还山留别金门知己》,微有不同,一诗三题,这一现象也值得探讨。李白写这首诗是最清醒的,他知道使自己“还山”的原因是“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果真要重返翰林,首先要和这些“同列”妥协,谬称其为“知己”,这是可以理解的。同列中何人谗谤李白,文献不足征。至于后来说李白在长安有力士、贵妃之谤言,抑或出于李白的醉后狂言和文士的炒作。

  诗人个性与生活环境的矛盾增加了李白内心的痛苦。李白是一个疏于人际关系而又拙于政治才能的文人,玄宗开元年间大致上可以说是盛世,我以为李白在长安受谤决不仅仅是时代的原因,李白生平的每个阶段都有受人谗毁的记录,个性是重要因素。他受诏入翰林,得玄宗优宠,会在同辈和周围人的面前表现得很自满,甚至轻佻,《效古二首》:“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且为乐,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人们为“早达胜晚遇”辩,《唐宋诗醇》云:“白之高旷,岂沾沾以早达自喜,夸蛾眉而嗤丑女者哉!”《校注》按:“《唐宋诗醇》云沾沾以早达自喜,殊误会。其实诗意正以早达指当时之贵幸,而以晚遇指本人也。”其实不必为李白辩解,诗中确实表现了李白的早达自喜之情。其实李白一贯持人生“及时”的观点,《拟古十二首》其七:“荣贵当及时,春华宜照灼。”早达自喜之下肯定会出问题,得意之时几于忘形,比如他晚年写过一首《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其中回忆待诏翰林的生活,“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李白的这一心态非常可怕,“当时”指第一次入长安,李白常因小有成功就夸大地做出睥睨万物的姿态,想到“扬眉吐气,激昂青云”,对别人肯定有慢礼之处。陆游《老学庵笔记》云:“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壈也。”高力士去靴的事或出于传闻,但非常形象地表现出李白的个性,他会逞一时之快而不顾及后果的。当他面对由自己主观所造成的被动环境时,他又很无奈,甚至会陷入怀疑和悲观之中,《箜篌谣》:“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鞠歌行》:“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感兴》其三:“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开。不惜他人开,但恐生是非。”表现了诗人对环境的不安和对是非的恐怖。

  (二)李白之才和他的怀才不遇。李白文才与他的政治才具、李白的理想与其实现理想的才能显然存在矛盾,具体而言则是诗人所学与现实所用之间的矛盾。李白在家乡曾问学于梓州人赵蕤,李白有《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赵蕤《长短经》杂采史传和秦汉魏晋六朝子书,其中晋傅玄的《傅子》采摭较多,汉朝采摭最多的是《淮南子》。书中推崇太公、张良、诸葛亮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此书和赵蕤列入纵横家。这对李白有很大影响,李白诗中多颂扬姜太公遇文王,希望自己也能一举成名而至卿相,实现“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朝君王垂拂试,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赠钱征君少阳》:“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这些言论都和纵横家思想有关。李白对纵横家及其思想很有兴趣,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云:“性倜傥,好纵横术。”李白特别推崇鲁仲连排难解纷,功成身隐。这一思想贯穿了李白一生,《古风》其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在水军宴幕府诸侍御》:“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留别王司马》:“愿一佐明主,功成返旧林。”《五月东鲁行》:“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侠客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别鲁颂》:“谁道太山高,下却鲁连节?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夫子还倜傥,攻文继前烈。错落石上松,无为秋霜折。赠言镂宝刀,千岁庶不灭。”《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自述其志:“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人们说李白的自述总要打折扣,这是对的,如他说不屈己,不干人,事实上干人是他生活的重要活动。李白慨叹命运不济,如《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云“有才无命,甘于后时”。

  李白政治上的失败是自然的,他所学的知识是纵横家的一套,他所效法的对象是鲁仲连一流,任何一种思想和杰出人物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任何政治家的成功也同样是有背景的,彼时能成功的人,此时未必能成功。战国时期,诸侯并起,以一策而受君主的赏识,由布衣而致卿相者有之,这对知识分子充满诱惑,具有神奇的力量。但在李白待诏翰林的天宝初年,抱纵横家之策,幻想鲁仲连式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本事诗·高逸》云:“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

  李白个性使其成为文学天才,而不能成为政治家。他的文学成就屡有人赞美,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不见》:“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他自己也以文学才华自负,《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云:“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雾散?’吾因抚掌大笑,扬眉当之。”

  在待诏翰林之时,李白也以文学才能表现得最为充分,任华《杂言寄李白》云:“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他很用心力去写诗作文,比如《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萦烟袅娜拂绮城。垂丝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鸟相和鸣,间关早得春风情。春风卷入碧云去,千门万户皆春声。是时君王在镐京,五云垂晖耀紫清。仗出金宫随日转,天回玉辇绕花行。始向蓬莱看舞鹤,还过若听新莺。新莺飞绕上林苑,愿入箫韶杂凤笙。”《校注》引王夫之评云:“两层重叙,供奉于是亦且入时,亏他以光响合成一片,到头本色,自非天才固不当效此。”吴乔云:“《听新莺歌》首叙境,次以莺合境,次出人,次收归莺而以自意结,甚有法度。”他一度对文学侍从的身份很满足,《温泉侍从归逢故人》:“子云叨侍从,献赋有光辉。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

  但是,李白的政治才能很少有人提及,也就是说在时人眼中李白并不具有政治才能,李白本人也实在看不出有何政治才能。《河岳英灵集》评:“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河岳英灵集》的评价最值得重视,因为它是唐诗选本,是把作家放到一起来考察的,这要比对某一个人的孤立评价更公允些。

  中国古代文人遇与不遇是以政治上的穷通为标准的,这就造成了历史上文人价值实现的错位现象,其本质上是想以文学之才得政治之遇。李白本人是如此,当时不少人也是这样看的,李阳冰《草堂集序》“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

  李白个性张扬,他大言、夸诞,《上李邕》诗云:“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诗云:“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这种性格伴随其一生。因此,他的情绪易于走向两极,或大喜或大悲。对李白的乐观论者比较注意,但对李白的忧郁注意不够,我们看到李白诗中写自己“独坐”、“独酌”,表现的是孤独情绪,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是富有情感的诗人,他需要对话,也在不断寻求对话,既然在人与人的对话中,很难找到知音,也常常会带来烦恼,他因此选择自然山水来对话,他说自己是“一生好入名山游”,不正是自己寻求对话的方式、演绎自己的过程?事实上,人和人的对话,会受到限制,人常处于被动地位;而人和自然的对话比较自由,人常可处在主动的地位,自然完全听从人的思想安排,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人得到一种完全的精神自由,在人类文化遗产中,我们会发现许多匪夷所思的以独特方式甚至是怪诞的方法来表现个人的情绪,实在难以理解,但终于会被理解。文学家具有孤独感会产生伟大的作品,而政治家的孤独感会使自己面对纷繁的社会人际关系丧失协调的能力。文学家有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会酿就作品的跳跃的节奏和奇瑰的意象,而政治家如有大起大落的情绪则会使心态失衡,造成政局不稳、惊慌失措。

  (三)李白与酒。李白嗜酒,供奉翰林似乎与酒的关系特多,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在一些笔记中人们喜将李白在翰林作文写诗和酒联系在一起,如《本事诗》记其醉进《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松窗杂录》记其醉成《清平调辞》三章,《唐摭言》记其醉写《白莲花开序》及《宫辞》十首,等等。而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李白纵酒是在玄宗疏远他以后,“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李阳冰的话可以参考,李白乐则饮酒助兴,哀则饮酒消愁。当我们了解到李白入长安待诏翰林前的境况和思想,就会做出更切实际的分析,事情的发展应该是这样,李白初入长安是有所拘检的,可以确信是李白在翰林待诏时写的作品,都表达受皇帝恩宠,自己要报答的意思,其中不免有得意洋洋的情绪,但不张狂,而且表达抑制不住的兴奋也是选择赠诗对象的,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写给一位山人,而《温泉侍从归逢故人》中故人身份虽有不明,但身份肯定非常一般,否则李白会在题中标出。

  待诏翰林时写的另外几首诗,如《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侍从游宿温泉宫作》,也比较平和,真正张狂过分的诗是写在出长安后。《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当是李白待诏翰林不久的诗,看得出来,卢与李有共同志趣:“却话山海事,宛然林壑存。”他们说“何由返初服,田野醉芳樽”,也是说说而已,因为“君登金华省,我入银台门。幸遇圣明主,俱承云雨恩”。诗意温润,语气平和。李白能应诏作诗,至少说明玄宗还未疏远他,李白也不至于沉饮。所以说,李白醉中写诗作文,十之八九是出于稗官小说的附会。他们有意在塑造文人心目中的李白形象,来弥补文人很少受帝王恩宠的遗憾。李白诗多酒气,上引四首诗和《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竟无一字提到酒,也不是偶然的。后来由于自己的疏放忽略了同列,也由于李白无自我约束的耐力,被玄宗疏远了,这就如李阳冰所说“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了。后来杜甫《饮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对李白比较了解,既然李白应诏入翰林供奉,怎么能说是“天子呼来不上船”呢?如果结合李阳冰的话来看,这是杜甫在美化李白,李白并非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人,而是玄宗疏远了李白,李白“浪迹纵酒以自昏秽”,故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说法。同列不满李白,玄宗疏远李白在何时,不能确知,而天宝三载玄宗君臣在送贺知章还乡时,作诗者无李白,则是玄宗疏远李白的旁证。

  李白的禀赋和个性在待诏翰林失败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李白自己未能认识到自身的弱点,他在《送蔡山人》诗中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李白入长安,主观与客观相违背,是文才的充分展示,也是性格弱点和政治才具不足的大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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